即將升上高中三年級時，我曾有過一位心理諮商師。諮商師誘導思考的方式熟練的像在拍電影，彷彿深怕在我脆弱的心中留下裂痕，所以看沒幾次我就沒興趣再去了。

 

　然而我們有過的一段對話卻在我的腦裡留了一道深刻痕跡：

 

　「…那我很好奇，你為什麼會說，你覺得自己不自由…覺得自己與這世界格格不入呢？」

 

　「我覺得就像電影吧。」

 

　那時的我望著窗外有點橘的黃昏想了一下──

 

　「大家都愛看電影，可是當像是電影角色的人物真的出現在他們的生活裡時，他們反而不敢置信，嚇的退避三舍？」

 

　「我覺得你說的真的很有道理耶！」

 

　諮商師因為我出乎意料的答案驚訝了幾秒，然後用我再熟悉不過的動作低下頭來做起了筆記。

 

　之後，我們繼續劇本式的你問我答。然而，接近當天喜劇的尾聲時，諮商師出乎我意料的再次主動提起這話題：

 

　「我非常贊同你說的，在台灣好像就是這樣呢。」

 

　忘詞的一瞬間，我覺得自己的角色彷彿和諮商師對調了，不禁覺得有點好笑。

 

　之後我開除了諮商師，卻依舊感到很不自由，於是決定在那濕熱的暑假拍一部電影短片。

 

 

　我號召了我所歸屬的朋友圈及一圈比較要好的女生圈，大約班上十幾個人來拍我的電影。從高二起大家就低頭為學測冷漠的拚命，不知為何聽到我要拍電影便興致勃勃。我問一名姓張的女同學為何這麼想拍電影，她說：

 

　「因為我想在我十八歲的暑假留下深刻記憶，這樣以後才有值得紀念的故事，我不想在心中留下遺憾。」

 

 

　高三時我和一名老師對立著。

 

　手指裂了一截的老師自稱當老師之前混過黑道，上課喜歡講支持的政黨及紀念自己過去的故事。總是替同學取一目瞭然的綽號，胖子就叫胖子，矮子就叫矮子，彷彿只要老師走進班上，就上演了一齣喜劇。

 

　同學們大多崇拜這樣懂得人情世故又現實的老師，使我覺得很不真實。

 

　然而這並不是我和老師對立的主要原因：

 

　某天上課鐘響，我的死黨上完廁所回來後便一副心神不寧的樣子，好像見到了什麼不該見到的東西。

 

　「剛剛老師在我上廁所時經過我後面，亂摸我屁股，幹！」

 

　他對我抱怨。

 

　老師走上講台，全班起立敬禮。

 

　大家都知道老師愛開玩笑又誠實直接，因此這次說不定也是喜劇裡的一個笑點。

 

　我想死黨也是這樣自我安慰的，因此他之後便沉默不再說話了。但我隱約感到很不自由。

 

　老師用紅粉筆在黑板上劃數字，粉筆灰混在晨光裡籠罩了我們。

 

　從那之後，我再也不正眼瞧老師。

 

　有著和名字不相符的倔強性格，我的眸裡常有一道不馴與近乎無色的清冷。

 

　替我取名字的父親在能留下任何一道記憶前就死了，溫柔信任這世界的母親於是只得和我還有妹妹一同成長。外表清秀又有點孩子氣的我和班上的女同學很聊得來，然而我行我素卻也為我帶來了一群男同學的嘲諷。

 

　我是一個對情感過度認真的人，遇見我覺得不對的事時，闖紅燈前一刻或即將為一切劃上句號的那種眼神有時會在我的眼裡一閃而過。就是那種逼急了會反叛並做出驚世駭俗的事的眼神，使得不喜歡我的老師與同學對我抱持了一股混合著厭惡與畏怯的情感。

 

　喜歡取綽號的老師卻以本名稱呼我，同學對我的孤立也只來自背後，就像藏在布幕後的演員，而我卻沒有角色。

 

　然而，我無法將他們簡單的視作喜劇裡的反派。我時常翹掉第一堂課，漸漸我從高一的資優生變成了高三的壞學生。

 

　我並不相信老師的故事裡分明的善惡，也不願放棄與不喜歡我的同學和好的可能。

 

　漸漸的我的心產生了裂痕。

 

　我受不了生活裡正在上演的不完美的喜劇，卻不能做些什麼。

 

　因為這是一齣終將成為故事而且值得未來紀念青春的喜劇，而不是我心中真正追求的皆大歡喜的喜劇。

 

　因此我想拍電影。

 

 

　那部未完成的電影叫作「Any Other Dream」，意思就是「除這個夢境之外，其它的夢境都好」。

 

　我們在一名曾經孤立過我的同學家拍攝了幾段環繞著潛意識主題的鏡頭。我想以預告片的形式來呈現電影，打算將拍出的場景碎片拼湊在一起，借此呈現出這齣我們所身在的喜劇不真實的一面。

 

　然而，就像許多理想主義者的初戀，我沒有能力在暑假結束前實現心中的電影。

 

　無法拼出沒有裂隙的完整拼圖，我也不願意妥協，於是選擇半途而廢。

 

　恰巧母親當時因為過於疲憊而關節炎復發住院，便以此為藉口擱置了電影。

 

　那是我第一次在他人的生命裡拍了部小小的悲劇。

 

 

　只有借由創造出自己的電影，才能和這世界正在上演的電影對抗。我如此堅信。

 

　第一天踏入高中校園時，我成為了學校特設的資優班學生。

 

　在那一年以後，許多同學因為成績未達標準，必須從資優班被強制轉離。

 

　選類組時，資優學生的選擇只有理組。成績達標，卻為了選擇文組而自行退出資優班的，全校我一個人。

 

　高三又翹課的那天午後，我獨自走在學校的圍牆外。

 

　用指尖在留有太陽餘溫的白色粗糙石牆來回撫觸，我抬頭望向上頭敞開的教室窗戶，以及長的都高出圍牆的樹，樹上淡紅的花在風中自由的飄零……我第一次察覺到原來自己的心在滲血。

 

　同學們低頭苦讀的那個最後冬天我丟下友情與親情出國，以父親的遺產我一個人來到了英國倫敦的一間預科語言學校。在倫敦，我第一次見到了雪、下雪氣候的無常性、也認識了後來在我生命中成為了重要角色的波蘭女孩Ｐ。

 

 

　我見到雪的那個傍晚也和Ｐ在一起。

 

　我們雖然是同一批入學生，也是在新生會上認識的，但她的英文程度比我好，因此被和我分在不同班。她在分級的C1班，而我則是B2。

 

　那時學校剛下課，我們約在學校生長著白千層的中庭碰面。我是首先察覺了雪的存在的那人。宛如愛情片的情節，我們見到彼此的瞬間，中庭裡下起了雪。

 

　小雪花靜靜落在了染成深藍色的桌球桌，而我們，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倫敦的天空幾乎總帶有一種令人落寞的蒼白。

 

　許多路人待到雪稍微大了點才往天空抬起頭，接著發出驚呼。

 

　我非常興奮，彷彿實現了心中電影的一部份。

 

　Ｐ卻不為所動的笑我大驚小怪。

 

　或許因為被雪淋慣了，她不驚訝，甚至顯得有點麻木。

 

　雪花如鏡子碎片又如風中灰燼的落下，

 

　她看透的眼眸使我感到些許孤獨，卻也感到自由。

 

 

　那個夏天老師給了我39.5分的成績。重修並終於從高中畢業之後，我決定休學一年並在歐洲的國與國之間遊蕩。

 

　我尋覓起了心中的、寄存在課本上的桃花源。

 

　到波蘭羅茲找她時，正值那聖誕節前後、新年之前的深冬時日。

 

　當時我有一種感覺，好像自己在找到自己的旅途上，卻又好像仍然坐在教室那靠窗的位置上。　

 

　羅茲的冬蒼白且冷清，很像一座白色的平原。

 

　「波蘭很少外國人，我同學都對你很好奇。」

 

　街上行駛的電車載著面無表情的眾人，不穩的眼神隨著起伏的電車搖曳，格外的讓我想起台灣。

 

　晚上，我們到酒吧晃了一圈。

 

　回到家時已跡近深夜。

 

　她讓我住在她家，然而她家並沒有客房。她提議自己睡在客廳的沙發床，把房間讓給我睡。

 

　我當然不同意。

 

　我們醉醺醺在昏暗的客廳裡吃她做的三明治，依舊為著誰要睡客廳而爭辯。她說再吵下去會吵到她裡頭正在睡覺的父母，而且讓客人睡客廳有違波蘭人的待客之道。

 

　最後我屈服了。

 

 

　新年的那夜，我們和她的高中同學一起到公園某處坡地上放煙火、看煙火。

 

　由於實在很冷，那年我並沒有放煙火。

 

　只是手插口袋，望著小煙火的白燄在地上霹靂啪啦的躍動。

 

　寒冬一瞬明亮，一瞬黯淡。

 

 

　我們在火車站的分別如同波蘭天空中的雲，蒼白而清晰的脈動著。

 

　讓人想起僅僅幾十年前這片天空下，此處曾經裂出了世界的裂痕。

 

　這不是永別，我們都知道，可是我們卻得道別，再度回到各自的人生，而不像喜劇那樣便停留在相擁的片刻，亦或是從此幸福快樂。

 

　等待登上離別往華沙的火車時，我發現了一件事：電影或小說裡的人的時間總是停格在結尾的剎那，因此喜劇可能存在。然而這世界裡的時間從不停止進行，美好的結尾總有一天也會分離。

 

　因此嚴格來說，其實這世上只有悲劇，沒有喜劇。

 

　一路往東的火車進站了。

 

　頭也不回的走上火車時我和一名突然起身，看似急著下車的男乘客擦肩而過。

 

　我察覺到口袋中的手機似乎晃動了一下。

 

　我望著男乘客奪門而出，才理解到原來他想摸走我的手機，卻失敗了。

 

　我並沒有追下車，而是愣在車上，腦海裡滿是適才在他眼裡閃現的眼神。

 

　Ｐ的房間裡擺著一隻日本藝伎的人偶，宛如我對諮商師說過的話一樣在我腦中留下痕跡。都是真人真事，卻也如電影情節虛幻。

　那次屈服曾是我的電影不完美的地方，哪有英雄會讓公主睡在沙發上？可是她不是公主，我也沒有殺死壞人。

　英雄只活在善惡依舊分明的時間裡。還足以為了身邊的眾人義無反顧揮劍、人事物還不會如此轉瞬即逝的那時候。

　曾幾何時，我一一數過高中同學們的臉孔，然而，卻不見任何一張真正快樂的臉。許多張臉試著以快樂的姿態活著，卻沒見過任何人無所畏縮的笑過。

　我再一一數過身邊人的臉譜，亦不見一張真正快樂的臉。

　身邊的人都已長大成人，但這些臉卻以一張張小孩笑臉的形式浮現，和面對鏡頭時擺出ya的笑臉一樣。有如一直困擾著我的沒拍完的電影，大家在富有人情味卻不寬容的觀眾們注視下無法停下的演著……

　自我指的是他人目光裡映著的自己嗎？善良的光芒、自由的陰影、卻沒有讓這部電影成真的意志……

　二零一二年，這樣覺得的我想逃離這座島正在上演的電影。

 

 

　我順利申請上了紐約一間藝術學院的戲劇系(SUNY Purchase College)，在紐約演了一年的舞台劇，又逃到了波士頓一間知名的私立貴族傳播電影學院(Emerson College)。

　在波士頓拍了一年的電影後，又從美國逃離到了英國。家人相信我能成為英雄，以父親僅有的遺產支持我。

　我的少年生命正如同我的人生，哪也不歸屬。在紐約時有鋼琴與友人的陪伴，然而在波士頓時，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寂寞。

　學習拍電影比看電影難上許多，我學會了在暗房裡渡過日日夜夜，在微弱的燈光裡剪開又黏起承載著片刻光影的膠捲；也學會了獨自在完全隔音的剪輯室裡戴上耳機，聆聽聲軌上超過零分貝的一絲絲雜訊，然後讓它消失。

　選修了心理學的我，卻無法在和同學合作拍片時好好的傳達自己的想法。我渴望能讓對方徹頭徹尾的了解我腦中的電影。就像高中時帶領大家拍電影，心中卻渴望和不喜歡我的人和解。

　在並不相信桃花林的美國同學面前，我要不就得大費力氣的解釋自己的主意，要不就只能微笑而沉默不語。自己獨自拍出來的悲劇短片卻得到了眾人讚賞，妥協和同學拍出的喜劇電影也入選了全國傑出青年電影節(NFFTY)。

　在我之後的靈魂上裂出一道寂寞的並非學習拍電影，而是因為我察覺美國的人們也沒有真正去了解心的意願。

　上課時，政治傾向分明的教授批評美國分裂的兩黨中自己不支持的黨，而同學們亦無一例外的附和老師。逃離裂痕，我尋求西方的自由與平等，然而教授的堅信卻再度讓我感到不自由。

　年輕的我還不了解政治的意義，卻總覺得教授與同學那樣尖酸的批評不該施加在任何人身上。大家拚命說服我站在他們那一邊。如果人總得在這部名為世界的電影裡選邊站的話，那現在與以前的差別只在於這齣喜劇從少數人的喜劇，變為多數人的喜劇而已。

　在這齣復仇喜劇裡，過於誇大的兩道聲音互相以怨抱怨，為了在觀眾眼裡留下一道記憶，借由虛幻的台詞與描繪童話般的世界來把事情導向所謂正確的方向。

　若要復仇，便得選邊站，找到自己的名正言順。從以前到現在都是如此。

　過去被壓迫的人們想把曾經無從確定的身分作為優於他人的證明，而曾經理所當然優越的人們則拚命的想抓緊過去的美好藉口。

　這一種基於現實所達成的不完美的平衡使得天真的我迷失了。

 

　某個雪後陰晴不定的下午，在剪輯室留下剪片的我到學校附設的超商買杯咖啡裹腹。

 

　在機器裝好咖啡，我來到了結帳處。

 

　排隊時，一名男子快步走出店門。等待自動門開的剎那，他和我四目相交。

 

　我在那雙眼裡見到了一種極為特殊的情感，似是畏怯，又似恐嚇。

 

　目送著神情不定的男子遠去的背影，我才注意到他藏在身畔的手上握著一塊三明治。

 

 

　2015的那個冬天我碰上波士頓有史以來最大的暴風雪，整整一個月被困在家裡沒有上課，卻覺得自己彷彿置身在戰火的正中央。

　這世上吞噬浪潮不斷，那麼就會有反撲。曾經有水源的地方，乾旱時龜裂的越嚴重。當時的我一度認為自己最後必將變成自己曾經咬牙切齒不屑過的人，無法繼續演下去的我於是最終離開了美國。

　一個人做錯了事，便必須給他相對應的制裁。在這一點上，美國和台灣很是相像。然而，這份相對應的制裁其實誕生自眾人的目光，就連揮下劍也是借他人之手。

　這齣壞人死掉、復仇成功的喜劇在我所生活過的兩個國家都很流行，但在我眼裡有人死掉的喜劇不該稱作喜劇。

　每個人都有自我，為什麼人們就是不了解呢？

　以東方的思維來看，我們活在一個亂世之中，正如同我們相信終能找到令殘缺的自己完整的真愛，又如同我想拍出的緣於心中桃源的電影…而以西方的思維來看，只要能在亂世之中找到自己的聲音，那亂世波瀾的鹹水也是一種自由。

　然而，我到底在追尋些什麼？我到底該怎麼辦？我這樣問自己。

　為了讓電影成真，自找與世界為敵。從東方尋覓到西方之後我發現：無論到哪，都是一樣的孤獨……

　或許我的本質，或許眾人的本質都是孤獨的，而這件事，究竟是好是壞？

　未來人們會把此刻稱作一個眾人孤獨的年代吧？

　我很想和過去的自己和解，可是倔強的他一直不願意點頭。

　不願只有做夢的想像力，卻沒有使其成真的意志力，也不願只有相信自己的意志力，卻沒有了解不同的想像力。那時這樣的我其實很接近死亡。一方面我不願意妥協，一方面我又覺得這世界終究是不完美的。

 

　暴風雪將息未息的一晚，我從深夜的琴房走出。走廊上坐著兩名正在讀書的女生──

　「You played beautifully.」

　「Thank you.」

　「What was the name of the song?」

　當時我笑了笑，張開嘴，卻沒能說出口。

　波士頓市中心的貴族學校沒有音樂系，琴房卻配有高級鋼琴。在鋪滿黑色隔音海綿的剪輯室待到深夜，我便會接著到琴房彈琴……春初的一天，我搭火車回紐約。獨自佇立在依舊白紙一般的天空下。我就在雪中流離。在陌生街上的人群裡走，就這樣一直走著，往前一直走著。

 

 

　我讀的國中，是一間即使全校第一也無法達成PR99的公立學校。也就是說，即使在這間學校考了第一，也永遠不會找到正確的解答。

 

　但我卻不孤單。無論是已下定決心打算混黑道、翹課抽菸騎車的男同學；還是父母離婚，為了生存而開始半工半讀的、或嘗試過自殘、自殺的女同學，我都很想去了解。

 

　考高中時，我考了PR95。也就是說在100個人中，我比4個人犯下了更多的錯。當時刻深的一幕：我站在教室門口，把成績單遞給老師看：

 

　國中老師朝我望來：「考的很好，但你數學那麼好，本來應該全對的。」

 

　補習班老師朝我望來：「你是應該要上前三志願的人。」

 

　家人朝我望來：「一定是老天爺要給你命中註定的考驗。」

 

　國小老師在家長聯絡簿上寫下：「恭敏以後一定會有一番成就。」

 

　「你要留下遺憾嗎？」

 

　於是畢業那個假期我逃進了台北車站的重考補習班。重考成績沒變，能上的學校卻反而因為重考而排名更落後了。然後就這樣我進入了台北市中心一間高中的資優班。

 

　國小時，因為爸爸死了，所以我便在安親班渡過每個放學後的夜晚。有一天傍晚，媽媽送我到安親班。媽媽把我交給櫃檯的老師後便得轉身回公司，我很不捨，一路追了出去街上。

 

　老師後來告訴了媽媽。媽媽覺得我孝順。就像我常常在媽媽睡著時偷偷把手指伸到她的鼻子下，確認媽媽還有呼吸。

 

　很暗的那條街上，我想知道：媽媽爸爸為什麼走？

 

　爸爸會死，是因為他曾經憑自己的努力當上某間大科技公司的經理……所有人都覺得他很優秀，家人以他為英雄為傲，然後在世上存活不到三十五年爸爸就這樣累死了，還上了新聞。

 

　國中一個週四朝會升旗時，我躲在台上布幕之後注視著，無數同學低頭望著烈日下發光的鮮紅色Pu跑道，等著喇叭廣播我的名字：校排第一，X年X班，黃恭敏。

 

 

　還在紐約時，我曾在北美洲的嚴冬裡到依舊夏天的中南美洲獨自旅行。　

 

　旅途間，我認識了一名來自加拿大的年輕護士，她曾深入非洲戰區面對過被大人強迫舉槍殺死親人的小孩，也曾到北韓救助困於饑寒的窮人。

 

　見識過生死的她，彷彿不再在意很多事。

 

　波多黎各種著棕櫚樹的街道到處有塗鴉。我們呼吸暮色中混雜著的濕氣與熱度，在西班牙童話般殖民式的建築間閒晃。總感覺在下個轉角便能撞見狂歡的人群，或聽見一聲上世紀穿來的幽魂槍響。

 

　尋尋覓覓，我們來到了一間當地的酒吧。我記得她點了一杯鮮藍色、中間飄浮著一顆櫻桃的雞尾酒，自己點了什麼卻忘了。

 

　在酒精與浪潮聲的中和下，她想起什麼似的向我揭露自己小時候其實是名芭蕾舞者，後來加入了某知名現代舞團。

 

　「那妳身體應該很柔軟吧。」

 

　我不經意的問道。

 

　「還好，但我床上功夫很好。」

 

　「那妳為什麼會退出舞團？」

 

　我苦笑了一下，就像面對美國同學時言不及意的微笑。

 

　「那時候我和舞團總監……在交往，說實話我並不是個天生的舞者，其實那時候他會讓我演出，我想也是因為我跟他上床。但他有女友……所以後來我就退團了。」

 

　她的話語並非如此直白，但在我心留下痕跡時卻是如此這般猛烈。

 

　聽她說完，我驚訝的發現自己其實見過她口中的舞團總監。

 

　在紐約讀書時我曾看過那舞團的巡迴演出。而那位年輕的總監正是台灣人。表演結束後他曾現身舞台。

 

　座談會時，他無法以英文作答，卻反而受到更加熱烈的掌聲。

 

　台下如雷的掌聲，在我耳裡頓時和悲劇的謝幕沒有兩樣。

 

　在那之後，我和一群蠻不在乎的芬蘭衝浪客一路橫越島嶼，到了西邊的一座人跡罕至的小鎮衝浪。

 

　那座對經驗豐富的芬蘭友人們來說都很凶險的海裡有海膽，從浪頭掉進海裡時尖刺便會扎入腳底。除非用刀子開一道小裂口挖出，否則走路便得痛上一個月。

 

　想忘記循序漸進的謊言的我付出了自由的代價，一波沒能成功駕馭的洶湧大浪碎裂成浪花，跌進海裡的我屏住呼吸以待浪潮反撲過去，卻等到衝浪板撲上了我的臉──深深的插進了我的下顎。

 

　找到當地只有一位醫生的診所，護士問我該怎麼辦？要縫傷口，還是等它自己癒合？

 

　年輕的我選擇讓傷痕自己流乾癒合，從此臉上留下了一道疤。

 

　夕陽西下前的一個傍晚，上岸前還想再沖一波浪的我獨自漂浮在黃色的海與自己映在海面上的倒影間。

 

　忽然我看見遠方岸上有一名年輕人在向我吼些什麼，卻無法透過海浪聲找到他的聲音。年輕人身旁有一名駝背老人猛力向我揮手，示意要我上岸。

 

　「這片海域太危險了，很容易撞上礁岩。尤其是這個時刻暗潮很猛，如果被暗潮帶走，你上不了岸，就得徒手划到對面那座島──」

 

　划上岸之後，老人用英語對我說，手指著遠方的島。

 

　「這是你的選擇，你相信你可以嗎？」

 

　我覺得很累的自己已沒有了那個體力呼吸，於是聽從老人的勸告收起板子，回到旅館等待2013年過去。

 

　新年前三十號的那天晚上，我們旅店隔壁的出租公寓裡有名同樣來自美國的遊客被當地一名青年捅死。

 

　四十一歲的美國遊客Brett帶著妻子和兩名小孩，在不到七十平方公里的小鎮上租了一間公寓，打算在此渡過新年假期。那天晚上，他聽見廚房裡的聲響，起身時恰好撞見闖空門的二十一歲小偷。試著制伏小偷的他被廚房的菜刀捅了三刀，流血過多而一個人死去。

 

　警鈴聲響徹了瀕臨加勒比海的小鎮。一直到新年過後我離開當地為止，打碎窗戶跳窗逃走的嫌犯依然在逃。

 

　然而當時我並不擔心，反而比較在意戀愛與海膽。